新時期促進農民增收致富，路在何方？
嘉賓
韓 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員
唐麗霞 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副秘書長、教授
孔 陽 河南省周口市副市長、黨組成員，商水縣委書記
主持人
農民日報·中國農網記者 余瑤 劉詩麟
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萬元。這是近日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傳來的消息，2022年，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133元、全年實際增長4.2%。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專門辟出章節，部署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。目前我國農民增收形勢如何？促進農民增收還有哪些機遇和挑戰？如何做好農民增收這篇大文章？本期對話邀請韓楊、唐麗霞、孔陽三位專家和地方負責人，共同探討促農增收之道。
促進農民增收的有利條件首先是政策利好，還有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調整和勞動密集型加工業、接觸性服務業復蘇等。與此同時，也要看到農民增收面臨的挑戰
主持人：2022年，我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133元，首次突破2萬元大關。而與此同時，農民收入增速整體呈放緩趨勢，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仍在擴大。您認為，當前促進農民增收有哪些有利條件？存在哪些挑戰？農民收入增速放緩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？
唐麗霞：當前促進農民增收的有利條件，首先是政策環境的利好。隨著我國鄉村振興戰略深入實施，國家對鄉村建設持續加大投入，直接帶來了村容村貌和鄉村基礎設施的改善，農業的休閑、旅游、教育等多元功能被越來越多地挖掘出來，為鄉村帶來了發展活力，也為農民增收提供了機遇。此外，針對農民的各項補貼政策也呈現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好的趨勢，將發揮重要的帶動增收作用。其次，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調整，讓農產品出村進城道路更加暢通，不僅生鮮農產品可以發往全國各地，更重要的是，這種穩定的、可預期的市場能增強農民發展農業產業的信心，有利于帶來更多收益。最后，大中小城市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、餐飲住宿等接觸性服務業在慢慢復蘇，不管是吸納農民工進城就業還是吸引他們在本地就近就業，容納能力都更強，增加工資性收入的機會更多。
與此同時，也要看到農民增收面臨的挑戰。就留在農村的人群結構來看，人口老齡化在不斷加劇，青壯年勞動力逐步減少，不利于后續鄉村產業發展的勞動力資源儲備。在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中，非技術工種很多，將面臨科技力量對他們造成的就業替代和沖擊。比如這些年，一些點餐服務員、超市收銀員等被智能化設備代替。從農業生產來看，在種植結構調整過程中，一些地方將經濟作物調整成糧食作物，對農民收益可能帶來一定影響。雖然這種影響不會持續很久，將來隨著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會轉化出更高的效益，但是轉型中的沖擊和挑戰仍應引起重視。
孔陽：目前，農民收入增速有所放緩、增收動能有所減弱，我個人認為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影響：
一是經濟發展速度整體趨緩。近幾年，部分企業產能壓縮，農民進城就業崗位減少。加之農民中缺乏一些專業技能人才，即使進城務工也難以承擔復雜或專業性較強的工作，工資性收入相對降低。二是產業融合發展不夠充分。目前，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相對滯后，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深度與層次還不夠。同時，在鄉村產業發展中也存在引領農戶增收能力受限的問題，“農業+”模式尚未得到廣泛有效應用，鄉村產業融合過程中側重經濟功能，生態、文化等其他重要功能拓展不夠，制約了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。
土地是農民安身立命之本。我們既要發揮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，讓農民回到農村仍有一塊承包地、一塊宅基地，有地種、有房住，還要考慮當前農村人口持續減少的背景下，避免農村土地資源閑置浪費
主持人：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專設章節，對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作出細化部署。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？對促進農民增收工作有何現實意義？
韓楊：我國長期以來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問題，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民增收工作進行了謀劃。今年將其作為一項重點工作細化部署，可以看出對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、提升農民收入水平的決心。
從經濟社會發展來看，我國仍有大量農村常住人口，大量農業人口到城市務工就業，促進農民增收對穩就業、保民生、促發展發揮著“穩定器”作用。從城鄉融合發展來看，當前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鎮居民相比，從事農業的收入水平和從事其他產業相比，都處于較低水平。促進農民增收，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，在促進實現共同富裕中發揮“提低、擴中”作用。從農民收入提升來看，收入增加有利于提升農民消費能力，對擴大內需、促進經濟增長也將發揮作用。
唐麗霞：我注意到此次中央一號文件的一個變化，即明確提出要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，這對于仍想繼續就業的超齡農民工來說，無疑是利好消息。現在留守農村的老人中，低齡老人占很大一部分，其中許多人仍然有勞動能力和意愿，但苦于無處可去，尤其是去年一段時間，許多地方發布清退超齡農民工政策。此次特別提出對這部分群體的關注和幫扶，對于維護農村老人的就業和勞動權利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此外，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特別提出“在政府投資重點工程和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推廣以工代賑”，與去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“發揮以工代賑作用”相比較，很明顯以工代賑被再次強化和細化，體現了對各地政府扶持就業工作的更高要求，并且提供了具體的工作導向。這對未來各地為農民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機會，提高勞務報酬的發放比例，將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。
主持人：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“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”。目前來看，農民財產性收入明顯低于城市居民，是四大收入結構里的短板。加快釋放農民財產權益，有哪些主要抓手？過程中要注意哪些問題？
韓楊：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，主要有農村“三塊地”收益及集體經濟中的分紅收益。土地是農民安身立命之本。我們既要發揮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，讓農民回到農村仍有一塊承包地、一塊宅基地，有地種、有房住，發揮農業農村“穩定器”作用。還要考慮當前農村人口持續減少的背景下，避免農村土地資源閑置浪費，要挖掘各類土地的價值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。
孔陽：結合河南省周口市實際，加快釋放農民財產權益，一方面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。2020年，周口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順利完成。目前，我們正在努力盤活農村集體資產，積極探索資源發包、物業出租、居間服務、資產參股等途徑，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。另一方面，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。探索創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，通過出租、出讓等方式提高農村集體土地收益。對農村閑置宅基地修整復合利用，發展鄉村民宿、農產品初加工、電子商務等鄉村產業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。加快農村承包地“三權分置”改革，促進農村土地經營權以出租或其他方式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，增加農民承包地租金收益。
在實施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充分保障群眾的知情權、參與權、監督權，尊重群眾意愿，遵循市場規律。完善集體收益分紅制度，絕不能讓集體經濟成為少數人的“小金庫”。
唐麗霞：在釋放農民財產權益的過程中，首先要注意農民在市場交易中所處的“弱勢”地位。這個“弱勢”是打引號的，并不是說農民的經濟地位低，而是由于他們對市場運行規則把握不足，在市場交易中所處地位較為被動。很多到農村流轉土地或者盤活閑置資產的人，都是帶著資本來的，資本的力量往往不可估量，如果不主動、有計劃并長期地保護農民的權益，將有可能對農民的財產造成侵害，這是非常關鍵且要避免的一點。
還要注意的是，這個過程不能短視，要有長期的政策安排，慢慢實現農民對財產權利從“讓我利用”到“主動利用”的轉變。農民的土地財產一旦流入市場，就跟城市居民的土地財產一樣，其帶來的收益是無法短期估算的，會跟著市場情況隨時波動。因此，要讓農民具備相關的法律意識、市場思維和經營能力，能隨行就市對財產有效利用、獲取增值收益。
農民外出務工流動半徑縮小，這一趨勢已經很明顯。順應這種人口流動和就業趨勢，近幾年國家也在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，為農民就地就近就業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
主持人：今年春節后，廣東、浙江、江蘇、福建等多個沿海用工大省開啟招工“搶人大戰”，競爭非常激烈。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？這是否意味著農民工就業形勢的回暖？在今年我國經濟有望總體回升的情況下，農民工資性收入還有多大增長空間？
韓楊：從今年1月份就業形勢數據來看，東南沿海制造業形勢整體回暖，這其中肯定有著強烈的用工需求，對于農民工尤其是青壯年農民工就業是一種利好，農民工資性收入有一定的改善空間。至于具體這個空間有多大，尚不能作出明確斷定，這取決于我國制造業、服務業容納的農業轉移勞動力情況。同時，當前自動化、信息化、數字化的快速發展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的替代，也會壓縮一定的就業用工需求。
唐麗霞：我不認為“搶人大戰”就意味著農民工就業形勢的回暖，這還需要拉長戰線進一步觀察。因為每年春節之后都有大規模的復工復產潮，對于農民工的需求也會階段性增加，尤其今年經濟形勢回暖，許多中小企業有復工或者重新開張的情況，所以出現了一波短期的“小高潮”，也比較正常。目前來看，部分地區農民工轉移就業已經逐漸飽和，地方吸納就業的能力還較為有限，所以是否能迎來新的用工高峰，還很難判斷。
主持人：近兩年，全國本地農民工增速高于外出農民工，相比“跨省打工”，不少農民更傾向于就近就業。如何看待這一趨勢？從地方政府來看，可以采取哪些調節手段拓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空間？
韓楊：農民工選擇就近就業，并不是最近幾年的事。其實從第六次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看，省際間的人口流動比例相對而言沒有省內高，農民外出務工流動半徑縮小，這一趨勢已經很明顯。順應這種人口流動和就業趨勢，近幾年國家也在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，為農民就地就近就業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。對于農民自身而言，擁有熟悉穩定的生活、工作環境，他們在取得工資性收入的同時還能兼顧家庭農業經營生產，具有較高的靈活性，省去了跨省異地的各類成本。
唐麗霞：我認為這種就近就地就業的趨勢是個好現象。吸納農民就地就業，無疑會為當地帶來更多消費活力，對縣域經濟和資源起到很大的盤活作用，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。對地方政府來說，一方面要充分發揮以工代賑或投資型企業招工的作用，為農民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，這背后需要擴大招商引資等一系列手段。另一方面，市級層面要加大對縣域的資源配置力度，把更多資源比如土地指標、工程建設指標等傾斜到縣城，讓各類要素能滿足農民的就業生活需求。
孔陽：拓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空間，可以從幾方面下功夫。一是培養鄉土人才。著力培養現代農民、農業生產經營者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，以及司機、廚師、家政、護理等社會需求量大的從業人員，逐步提高農民就業能力。二是培育市場主體。推進家庭農場、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創建和整縣提升，積極培育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跟進、小農戶參與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。三是拓寬就業渠道。組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將就業服務延伸至行政村，為農民工提供免費政策咨詢、職業指導、職業介紹等公共服務，收集并及時發布各地企業用工需求，引導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。
國家惠農政策對生產成本確實起到一定的補償作用，但最關鍵的還是要靠提高農業競爭力。就農產品本身而言，增效空間恐怕有限，要獲得更高收益，還是要延長產業鏈、提升價值鏈，推動農業產業高質量發展
主持人：我國的國情農情決定，農業經營收入依然是不少農民養家糊口的重要來源。在農業生產成本“地板”和農產品價格“天花板”雙向擠壓下，從何處挖掘經營性收入的增長空間？怎樣才能讓種糧農民有錢賺？
韓楊：這兩年耕地、勞動力、農資等農業生產成本在增長，農業補貼等各項政策支持力度也比以往更大，國家惠農政策對生產成本確實起到一定的補償作用。但這僅僅是一個方面，最關鍵的還是要靠農業節本增效、提質增效、經營增效，提高農業競爭力。針對土地細碎化，要通過探索“小田并大田”等形式，鼓勵發展適度規模化經營。針對具有一定規模的農戶，開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能力提升行動，提升他們的生產經營能力。實際上，整個農業生產經營鏈中，小農戶是最困難的部分，要通過社會化服務提供更充分的代收代種代管、托管服務等，節約小農戶的生產成本，帶動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的發展軌道。
就農產品本身而言，增效空間恐怕有限，要獲得更高收益，還是要延長產業鏈、提升價值鏈，推動農業產業高質量發展。因為品質更高、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，一定有增值空間。因此，我們不僅要賣農產品、賣初級產品，還要延伸產業鏈，通過深加工產出更加精細化的產品，讓初級產品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增值，讓農民從中分享收益。目前，很多地方都在打造區域公用品牌，這就是一種農產品價值提升的過程。就像我們看到身邊有3塊錢一斤的普通大米，也有10塊錢一斤的超市精品大米，還有30多塊錢一斤的品牌溢價大米，它們的區別不僅在于質量，還在于品牌背后蘊含的價值。
孔陽：讓種糧農民有錢賺，就周口市來說，我們首先要加快推進100萬畝高標準農田示范區建設，大力推廣以“周麥36號”為代表的系列優質品種，逐步完善種糧補貼、農業保險政策，不斷創新糧食生產經營方式，進一步提升糧食產能。其次要激活農村土地經營權，積極引導農戶承包地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和托管，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，不斷優化資源配置。再者，要以周口市創建全國主要農作物生產全程機械化示范市為契機，大力推廣機械化耕作方式，科學規范化肥、農藥使用，提升勞動生產效率，增強市場競爭能力。同時，鼓勵引導種糧大戶、家庭農場和農業企業規模種植，探索生產、加工、倉儲、銷售一體化全產業鏈發展模式，讓農產品從“大路貨”向“精深特”轉變，提升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，提高農產品增值效益。
把更多收益留給農民，首先要降低農民參與新產業新業態的門檻，讓他們有參與機會。在此基礎上，還要考慮鞏固完善聯農帶農機制，讓農民不只是流轉土地的出租方，而是有提供長期服務的機會，最后成為產業發展的主體之一
主持人：近年來，農村電商、休閑旅游等新產業新業態興起，對農民收入的貢獻率不斷攀升。發展新產業新業態，如何讓企業、村集體、農民各方均能受益，如何把更多增值收益留給農民？
唐麗霞：把更多收益留給農民，首先要降低農民參與新產業新業態的門檻，讓他們有參與機會。在此基礎上，還要考慮鞏固完善聯農帶農機制，讓農民不只是流轉土地的出租方，而是有提供長期服務的機會，最后成為產業發展的主體之一。比如在休閑旅游類產業中，農民流轉了土地之后不是簡單地退到一旁收取租金，而是要繼續發揮他們的優勢，引導他們在產業發展中參與導游、餐飲住宿服務等經營類項目。
孔陽：要鼓勵引導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牽頭，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種植、養殖業，或引入外部主體發展特色產業、設施農業、休閑旅游等。探索村集體、農戶與企業共同注冊公司或村集體、農戶以資產（資金）入股企業模式，與企業建立利益聯結機制，通過入股保底分紅和村集體再次分紅等方式，切實增加農民收入。
主持人：近年來，農民轉移性收入實現較大增長，在農民收入結構中的比重越來越高。下一步在政策創設層面，如何既能發揮強農惠農政策的支持作用，又避免“養懶漢”，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？
韓楊：農民轉移性收入主要來自三個方面，一是針對特殊群體的特惠保障政策，比如在脫貧攻堅時期，采取多種扶持政策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，當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過渡期將這一系列政策延續了下來。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城鄉醫療、養老等農民群眾普遍享有的社會保障政策，是筑牢社會安全底網的重要方面。再有就是國家各項涉農補貼，比如農業支持保護“三合一”補貼、生產者補貼等。
整體來看，轉移性收入取決于國家公共財政能力，是一種基礎性的兜底保障，體現了國家對農村、農民的傾斜支持與高度重視。我個人理解，“養懶漢”現象的發生主要是在脫貧攻堅時期和鞏固成果階段，一些地方直接給貧困戶補助，關鍵是要挖掘增收致富的內生動力。未來我們還要加大特惠保障政策與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，穩步增加農民的補助補貼，逐步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，發揮政策作用，為農民收入保障兜底。
孔陽：我認為，針對不同情況的人群可以采取不同措施，充分提高政府惠農資金的利用率。對于完全沒有勞動力的脫貧戶，通過低保進行兜底；對于有勞動能力的脫貧戶，多方增強內生動力，進一步激發其勤勞致富的志氣、底氣，防止“養懶漢”；對于無法外出務工的勞動力，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發展產業，提供更多就業崗位；對于弱勞動能力人員，通過開發保潔、養護等公益性崗位安置一批，幫助他們實現就業增收。
唐麗霞：增強農民的內生發展動力，建議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，在給農民分紅補貼的時候，設置一些附加條件，比如要求他們在某些崗位出勤一定時間、在某類公益活動中付出勞動，或者是接受一段時間技能培訓，以此來設置轉移支付的條件，可以發生避免“養懶漢”的現象。但我們要認識到，這些政策的引導要發揮作用，是較為長期的過程，要有足夠耐心和政策制定技巧。
主持人：增加農民收入是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。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，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，但當前增速有所放緩，增收動能有所減弱。必須對此高度重視，多拿出一些務實管用的硬舉措、好辦法，從穩定就業崗位、提升經營效益、挖掘財產潛力、拓展轉移收入等多個方面切實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，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。感謝三位嘉賓做客《對話》欄目，分享精彩觀點！
